国际合作织就禁毒“天网”

2011年10月5日在湄公河“金三角”水域，12名中国船员被害、1人失踪，“湄公河惨案”震惊中国。2012年5月10日，惨案的幕后主使、“金三角”地区最大的毒枭糯康被移交中方。这次中老缅泰四国联合抓捕行动，不但对湄公河流域的犯罪团伙产生震慑作用，维护了航运安全，而且标志着中老缅泰四国在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机制取得了新的突破。

“我国大力推动中老缅泰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联合开展‘10·5’我国船员在湄公河遇袭案件侦办工作，成功抓获‘金三角’地区大毒枭糯康及其团伙骨干。”2012年6月26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所作的禁毒法实施和禁毒工作情况报告，展现出我国在禁毒国际合作方面已取得了显著成效。

中国禁毒，从被输入到合作

据史料记载，中国最早的鸦片与罂粟使用，是在唐朝初期由阿拉伯商人朝贡给中国皇帝的。之后，鸦片与罂粟从早期的医用到皇宫贵族的吸食，再到清朝初年，吸食鸦片已逐渐成为当时社会的不良习俗。1729年，雍正皇帝颁布了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禁烟法令，由此揭开了人类史上禁烟运动的序幕。19世纪30年代后期，鸦片开始动摇清朝的封建统治，更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的生死存亡。1839年，任禁烟钦差大臣的林则徐在广东虎门销毁鸦片，这成为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禁烟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立即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禁毒运动，并制定了诸多的禁毒法令。1953年，中国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无毒国，创造了举世公认的奇迹。然而上世纪80年代以来，境外毒品不断向中国境内渗透，导致已经禁绝的毒品又卷土重来。

众所周知，全世界毒品产地主要有四大地区：缅甸、泰国、老挝交界处的“金三角”；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等国交汇地区的“金新月”；非洲西部几内亚湾沿海地带；南美洲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秘鲁间的亚马逊地区。

“中国处在‘金三角’‘金新月’毒源地的合围中，朝鲜半岛的冰毒和南美的可卡因都在向中国渗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内司委主任委员黄镇东认为，禁止毒品的蔓延，必须要加强国际合作。

而据资料显示，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的云南一省，自1982年成立第一支缉毒专业队伍起，当年就缴获了近6吨的毒品，到2011年破获毒品案件达1.6万件，缴获毒品达13.54吨，毒品斗争一年比一年艰巨。究其原因，中国禁毒面临的现实是“毒源在外”，如果不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仅靠中国自己，堵是堵不住的。

6月25日，国际禁毒会议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会议主要商讨了如何减少毒品的非法供应、降低对毒品的非法需求以及对毒品问题所应采取的有效管制措施。全球67 个国家以及有关毒品和犯罪问题的国际组织、机构的代表出席了开幕式 摄影/路易斯·卡马乔

“传统毒源‘金三角’地区是对我国渗透最猛、增长最快、危害最大的毒源地，‘金新月’及中亚地区的毒品入境也值得重视。毒品走私往往与其他恶性犯罪紧密相连，如2011年制造‘湄公河惨案’的特大武装贩毒组织糯康集团，就长期从事制贩毒品、绑架杀人等犯罪活动，是多国重点打击的目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司马义·铁力瓦尔地在审议禁毒法实施和禁毒工作情况报告时认为，必须利用和发挥已有的跨国、跨地区合作机制，进一步加强和深化国际禁毒和遏制毒品走私合作，学习和借鉴有关国家打击毒品犯罪的经验和做法。

而抓捕大毒贩糯康的成功，无疑是四国联合执法机制的一次成功实践。因为糯康不是中国人，其藏身地也不在中国境内，所以如果没有四国执法的合作机制，想要抓获糯康是不可能的。

织就国际合作的“天网”

“我国不断加强与巴基斯坦、阿富汗、俄罗斯等‘金新月’地区及周边国家和美国、澳大利亚等重点国家的禁毒合作，深入开展联合办案和情报交流。目前，已与有关国家签订政府间双边禁毒协议22个、部门间双边禁毒协议９个。”

孟建柱介绍，我国还不断加强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务实合作。孟建柱表示，未来将充分发挥东亚次区域禁毒合作机制和中老缅泰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的作用，进一步深化与缅甸、老挝、泰国、越南、柬埔寨等国家的合作，着力推进缅北、老北地区罂粟替代种植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金三角”地区毒源。深化与巴基斯坦、阿富汗、俄罗斯以及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禁毒合作，联合加大对“金新月”地区毒品走私活动的打击力度。加强与美国、澳大利亚等重点国家的情报交流、联合办案、司法协助和执法培训。积极落实上海合作组织三级禁毒合作机制，强化上海合作组织禁毒协调职能，加强成员国禁毒务实合作。同时，加强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的合作。

但是在禁毒国际合作中，由于各国法律、文化和社会差异所产生的问题，仍有待进一步解决。比如，中国法律虽然保留了死刑，但是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但有的国家没有死刑，在对待可能会判处死刑的毒贩时会产生矛盾。此外，各国在证据交换、犯罪嫌疑人遣返等方面仍需要进一步达成共识。（记者/于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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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1973年，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了缉毒署，对打击毒品买卖和滥用进行统一指挥。其工作重点是切断毒品流通的外来渠道，摧毁国内非法毒品贸易网，帮助州和地方警察阻止非法毒品流进其所辖区域。1995年，缉毒署建立了20个机动执法特警队，为全国范围内的执法部门开展“打击毒品犯罪的战争”提供帮助。21世纪以来，美国的禁毒策略发生了转向，开始关注供应管制和需求管制。后者主要针对毒品消费市场，不仅包括对毒品滥用者的教育、培训和治疗，还包括对毒品滥用潜在人群的宣传、教育和引导。

在缉毒禁毒方面，美国一方面动员全民参与禁毒，监控举报可疑的个人及行为;另一方面加强国际合作，在一些国家建立缉毒办公室，与当地执法部门和缉毒人员联合打击贩毒行为。

德国

德国禁毒政策一方面确立以治疗代替刑罚的基本原则，强调治疗和矫正在禁毒政策中的基础性和根源性。如设立戒毒治疗中心，通过职业培训、小组谈心、劳动改造等措施，强化对吸毒人群的干预和矫正，力图使毒品政策取得最佳的社会效果。另一方面，刑事法律也很严厉。如《麻醉品法》第29条第一款规定，非法进行毒品交易的行为可处以最高为4年自由刑，情节严重的则处以10至15年自由刑。

英国

英国力求把内政、教育、卫生三个部的资源和专家整合起来，在各地设立禁毒行动队，以推动地方上各种禁毒力量的合作。自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政府更多地强调地方多种力量的参与，除了医疗专业人士外，地方当局、警察、志愿机构、社区等力量都被纳入到对付毒品的阵营中来，志愿机构和社区在毒瘾治疗服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泰国

由于毗邻毒品“金三角”，泰国政府自上世纪60年代末就开始整治北部主要毒源地区，清剿贩毒武装，摧毁毒品加工厂，铲除罂粟，同时大力推行山地开发计划。泰国政府派专员到泰北地区推广先进耕作技术，兴修水利，提高农业产量，帮助当地人将种植罂粟变为改种其他经济作物，如咖啡、茶、烟草、果树等。

安非他明和其他新毒品在泰国出现后，泰国政府又修改法律，把安非他明类兴奋剂列入毒品，对制造和贩卖安非他明类兴奋剂的罪犯处以重刑，上限定为死刑。在预防教育方面，除了普通的预防宣传和吸毒者康复治疗活动外，泰国政府还自2001年开展了“社会新秩序运动”，严格监管夜生活场所，铲除毒品温床。

荷兰

在荷兰，吸毒更多时候被视为公共健康问题，而不是刑罚问题。荷兰反毒战略的核心价值观是危害最小化。毒品依赖者被鼓励参加戒毒项目，并且可以寻求帮助以改善其生理和心理健康状况，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

（据全国人大内司委内务室提供资料整理）